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指出，“堅決查處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新型腐敗與傳統類型腐敗相比，體現為一些新的腐敗行為表現方式。實踐中，很多新型腐敗之所以“新”，就在於其“隱”，與傳統直接、單一、簡單的腐敗行為相比，呈現出更多的偽裝性、隱蔽性。麵對腐敗手段隱形變異、翻新升級，我們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研究新問題新情況，緊緊抓住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特征和表現，與時俱進破解實踐難題。
一、深入把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特征和表現
（一）從腐敗手段上看：具有間接性、市場性、迷惑性。與傳統腐敗類型“一手辦事，一手收錢”不同，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一般采取迂回策略，提前謀劃、層層設防，間接性、市場性的特征非常明顯。
1. 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一些腐敗分子精心設計交易過程、資金流向、收益結算，為腐敗行為披上“市場化”“專業化”的隱身衣，企圖以民事行為、市場交易來偽裝、掩飾、混淆、辯解，掩蓋權錢交易本質，主要手段有“虛增交易環節”“放貸收息”“低買高賣”等。以“虛增交易環節”為例，腐敗分子將謀利手段嵌入合法交易過程中，使之成為交易中的一個環節，從而增加交易成本，達到貪腐目的。
2. 通過“期權變現”，實現“延期滿足”。一些腐敗分子為所謂的“安全”起見，任職期間不急於追求利益變現，而是通過打“時間差”將手中權力“期權化”，延緩利益兌現時機，離開工作崗位或退休後才兌現利益，實現了不正當利益的“延遲交付”和“延期滿足”。比如，某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趙某某，利用職權幫助老鄉唐某獲得了多個工程項目，為了“安全”起見，雙方約定待趙某某退休後唐某再送給其300萬元。
3. 政商“旋轉門”、銀企“旋轉門”等花樣百出。一些腐敗分子在任職期間“提前築巢”，為企業謀取利益，離職後到關聯企業任職領取“定製高薪”實現權力變現，大搞政商“旋轉門”、銀企“旋轉門”、“逃逸式離職”。該腐敗類型往往涉及任職期間謀利、離職後“任職”“領薪”等諸多環節，還可能披上“人才引進”“專家顧問”“實際參與經營管理”等外衣，加上企業定薪機製差異大、薪資水平浮動也大，有的公司甚至是“一人一薪”，查處難度加大。
4. 利用“影子公司”“影子股東”隱居幕後。“影子股東”即腐敗分子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力，以他人名義代持股份並獲得非法收益。“影子公司”比“影子股東”更為隱蔽，腐敗分子不直接出麵參與公司經營活動，而是隱藏於幕後暗中操控，以其配偶、子女或其他特定關係人的名義設立“影子公司”，安排親屬充當“台前木偶”，並利用自己的職務影響為公司經營站台撐腰，在甲方和乙方的雙重角色中切換，亦官亦商。
5. 境內辦事，境外收錢。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腐敗行為的風險越來越高，一些腐敗分子將目光轉向境外，大搞境內辦事境外收錢、境內幫忙境外受益，腐敗手段呈現境內外交織、勾連的特點。
（二）從腐敗主體和對象上看：多元化與特定化並存。從查處的案件看，腐敗主體從近親屬等身邊人，擴展到遠親、姻親、同學、朋友等“局外人”，呈現“家族化”“圈子化”特點。在腐敗對象的選擇上，一些腐敗分子從來者不拒到隻和少數幾個“圈內人”打交道，腐敗對象特定化傾向比較明顯。
1. 扶植“代理人”掩蓋權錢交易。為了降低風險，一些腐敗分子不願“親自動手”直接收錢，而是通過扶植一名或數名相對固定的“代理人”，或利用特定關係人間接獲取腐敗利益。通過扶植“代理人”，不僅能夠掩蓋不正當利益輸送的過程，還能夠將腐敗鏈條人為複雜化，為腐敗行為構築“防火牆”。比如，某州原州長向某某，從不直接和商人老板打交道，當有商人到辦公室找到她送予好處，她甚至怒斥該商人“不講規矩”，儼然一個“清官”，而暗地裏卻將其胞妹培養成“代理人”，凡是涉及錢和項目都是其胞妹在背後操盤，盡管向某某沒有親自收受過一筆賄賂，卻通過其胞妹從各種工程項目中攫取了數千萬元的非法利益。
2. 培養“錢袋子”代為保管不義之財。一些腐敗分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約定收受或索取財物數額，但由請托人或“錢袋子”代為保管、隨時取用。即便案發，因為行為人並不直接與腐敗利益產生聯係，如果行受賄雙方不交代，查處難度則很大，腐敗手段非常隱蔽。
3. 精心“挑選”或“培養”行賄對象。從近年來查處的案件來看，“來者不拒”的腐敗案件少了，而“精心挑選”甚至“精心培養”行賄對象的案件開始增多。一些腐敗分子精心策劃，隻選擇與一個或者幾個固定的“圈內人”來往，隻收特定人員的財物，對於其他人送的錢一概不收，既能借此營造出“清廉”的假象，又能獲得較大的“安全性”。比如，某市委原副秘書長鄒某，自認為和商人老板打交道“不安全”，便隻和與自己關係較好同學吳某、表弟盧某來往，對二人竭盡全力進行扶持，其家庭購車、購房等大額支出全部由二人買單，案發時，盡管鄒某的受賄數額高達1000多萬元，但其受賄的對象隻有吳某、盧某兩人。
（三）從案發領域上看：行業性、地域性特征明顯。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行業領域也是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高發的領域，具有鮮明的行業性特征。
1. 工程項目招投標領域案件高發。招投標專業化要求高、程序鏈條長、涉及利益巨大，往往水深“貓膩”多，幕後操控、圍標串標、工程“掮客”等問題防不勝防，發現和查處難度較大，也是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案件高發的領域。
2. 國有企業、平台公司投融資領域案件集中。國有企業、平台公司投融資領域資金密集、資源富集，加上投融資業務專業化、信息化程度高，在融資、並購、重組等業務中，腐敗分子通過實際出資、同股同權、按比例分紅等“合法”的表現方式，掩蓋利益輸送，從中攫取巨額利益。
3. 金融領域貪腐“新手段”逐漸增多。金融領域違規發放貸款、挪用金融資金獲取利益等“老套路”少了，但更具專業性、複雜性的“新手段”逐漸增多。腐敗分子采取專業化的手段和方式對其腐敗行為進行包裝，與金融業務、金融交易工具相互嵌套，隱藏在正常金融業務活動中兌現利益。
4. 開發區和新區建設領域易發多發。開發區和新區的土地開發集中、重大項目雲集、資金規模較大，享有諸多優惠政策和管理自主權，再加之政府監管部門的設置、監管權力的運行滯後於建設開發速度，極易滋生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
（四）從標的形式上看：由簡單向複雜轉化。腐敗利益的表現形式更加複雜和多樣，不再局限於顯性和實體性財產利益，電子卡券、文玩字畫等都可能成為利益輸送的方式。
1. 電子紅包、卡券屢見不鮮。近年來，借助新的網絡工具、方法、途徑，“好處費”“辛苦費”通過電子紅包、電子卡券進入腐敗分子的腰包，“土特產”“小心意”搭乘快遞上門，讓送禮和收禮都變得更加隱蔽。
2.“雅賄”依然存在。有別於傳統腐敗類型，“雅賄”因其以文墨、愛好為掩飾，加上所謂“雅”物的文藝品價值難以區分，導致識別難度比常規腐敗手段更高。近年來，衍生出的掛名著書、高價“墨寶”、文玩玉器以及比賽獎金等賄賂形式，使得腐敗表現形式更加複雜，也更加難以被識別。
3.“折扣”“優惠”等名目繁多。隨著腐敗行為向市場化發展，腐敗利益也逐步市場化，部分腐敗分子盯上了市場交易中的“折扣”“優惠”“內部價”等“福利”，將權錢交易隱藏到高額“折扣”和“優惠”之中，即使被發現也會因為商品價格正常波動、商業促銷、企業銷售策略等因素導致查處難度增大。
二、深刻剖析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滋生的原因
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滋生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一方麵，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腐敗分子規避打擊的動機更強；另一方麵，信息技術發展、經濟業態多樣，同時，製度供給不足，也給腐敗問題的查處帶來了客觀困難。
（一）腐敗分子規避打擊的動機更強。隨著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麵鞏固，腐敗存在的空間被壓縮得越來越小，一些腐敗分子轉而尋求更具隱蔽性與迷惑性的手段進行貪腐。在僥幸心理的支配下，有的腐敗分子更加精心謀劃，防範、應對被查處的腐敗手段和方法不斷更新、隱蔽、異化。實踐中，部分腐敗分子不僅精通業務，還熟知法律法規，甚至“比照著犯罪構成要件規避查處”，通常會將腐敗行為隱藏於正常的業務或交易之中，外部監督很難探查到其腐敗征兆，而且廉潔風險分散，查處難度很大。以信貸為例，從調查、定價、審批、投放、管理到清收、盤活、轉讓、核銷，每個環節都有可能成為腐敗分子“夾帶私貨”的目標，腐敗手段的專業化水平越來越高，日常監督較難發現和識別。
（二）新興行業高速發展，技術手段演化升級，為腐敗分子提供更多可乘之機。隨著互聯網科技的進步，金融服務、電子支付、網絡交易等新興業態高速發展，借助於網絡技術，腐敗的利益載體不再局限於現金、銀行卡、貴金屬等實體性財物，股票、證券、基金、理財項目等更為隱蔽的方式已經成為腐敗的重要手段，腐敗分子可以通過電子支付工具、網絡交易平台、網絡金融衍生產品等手段實現權錢交易。在這些新興領域中，部分腐敗分子利用掌握的專業技術知識，人為製造信息壁壘和識別障礙，不懂技術、不懂業務的“外行人”很難發現其中的“貓膩”。
（三）行業監管措施不到位，相關製度更新較慢。隨著經濟高速發展，製度供給和政策規定一旦滯後或不足，就會讓別有用心之人“鑽空子”。實踐中，行業監管措施不到位，尤其是在融資、拆遷、項目建設等領域，政策彈性較大，缺乏具體的操作規範，導致“一把手”權力高度集中，容易滋生腐敗，尤其是高新區、開發區等地域，這一問題更為突出。從近幾年我省查辦的係列案件來看，製度缺失、監管缺位的問題非常普遍。
三、透過現象揭露本質，依規依紀依法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
無論腐敗手段如何花樣翻新、腐敗路徑如何精心設計、腐敗利益如何騰挪轉化，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權錢交易的本質不會變，要緊緊抓住權錢交易這個本質特征，培養穿透性思維，善於透過紛繁複雜的行為表象揭露出違紀違法的本質。
樹立政治思維，準確認識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背後的政治危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堅決防止領導幹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堅決防止政商勾連、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等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從近年來查處的案件看，金融行業、國有平台公司等領域是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的高發地帶，有相當比例的案件中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相交織，政治危害極大。要從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的高度，深刻揭示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的社會危害性，防止政商勾連、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等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斬斷權力與資本的勾連紐帶。
樹立法治思維，準確適用紀法規定。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正風肅紀反腐，是實現新時代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具有隱蔽性、複雜性，更需要牢固樹立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的理念，對腐敗行為抽絲剝繭，準確適用紀法規定。在違紀行為的認定上，要緊緊抓住黨規黨紀對相關問題的規定，從職務行為的性質、是否存在利益衝突、是否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等方麵對行為進行全麵分析。在涉嫌犯罪的認定方麵，要準確把握罪與非罪界限，正確區分此罪與彼罪，一罪與數罪，切實貫徹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和證據裁判原則，立足案件事實證據作出判斷和處理，尤其要全麵理解刑法和監察法實施條例等條文規定，積極探索不常用職務犯罪罪名的實踐應用。（貴州省紀委常委、省監委委員，案件監督管理室主任 任康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