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新華日報“聚力強富美高 決勝全麵小康”百村調研行采訪組走進揚州市的6個發展“明星村”，就村級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瓶頸、路徑選擇、組織驅動等問題采訪調研。綜觀6個“明星村”的發展軌跡，雖然各村在資源稟賦、人文風俗和發展方式上千差萬別，但在由窮變富、從弱變強的曆程中都做出過相似的重大抉擇。而這些關鍵之匙，正可用以解鎖村級發展必經之路上的“三重門”。

一重門：振興鄉村的牛鼻子在哪兒？

揚州采訪組調研的6個“明星村”，無一例外，過去都是集體經濟相對薄弱甚至存在巨額負債的經濟薄弱村。

廣陵區李典鎮田橋村1997年進行了村組合並，新組建的田橋村集體負債達到400多萬元，光欠村民的集資款就有百餘萬元。邗江區方巷鎮沿湖村在2004年時，村集體收入還不足3萬元，“呆男不娶漁家女，傻女不嫁漁家漢”，說的就是漁民為主的沿湖村人窮得娶不到媳婦、嫁不到郎。

“首要的就是著力發展經濟，集體富了，才能為民辦實事。”回望來路，時任田橋村村支書王恭林的這番話，其實是當年“明星村”當家人們幾經挫折後作出的相同抉擇。鄉村振興重在產業興旺，而發展什麼產業，如何造“第一滴血”，是這6個村在振興路上遇到的第一個共同的實際難題。

村集體經濟要發展，歸根結底是要盤活農村資源，將其置換成具有“造血”功能的資本或優質資產。6個村的振興發展也沒有跳脫這個規律，隻是基於資源稟賦及人文風俗不同，置換方式“八仙過海”。

以漁民為主的沿湖村采取的是向陸上安置漁民的策略，從而將土地、水麵收歸村集體，再由村集體統一經營。當年，沿湖村村支書劉德寶帶領全村人填塘整地，同時說服村民把土地水麵收歸村集體。實現資源歸村後，村兩委即帶領村民對湖灘養殖和捕撈生產重新整合，重點發展特種水產。從此，全村萬畝塘塘口四季都有水產品上市，沿湖村由此賺得“第一桶金”。

田橋村有工業基礎。時任村支書的王恭林創辦了一家鞋底製造企業，抓住1998年石油價格走低的行情，他果斷用橡塑鞋底取代純橡膠底，打造出了隨後暢銷十年的新品。創辦企業等於為田橋村注入了新資產，這家企業隨後又裂變為三家鞋底製造企業，帶動田橋村無中生有打造出了“鞋底製造第一村”。如今田橋村已衍生出40多家從事相關產業鏈經營和生產的個體私營企業，每年創收8000萬元。

高郵市車邏鎮太豐村利用農業基礎，專攻以特色農業為特色的田園綜合體，通過高效農業和打造農業創業高地，帶動村集體實現經濟總量不斷提升。江都區樊川鎮聯豐村依靠5800畝耕地、1000畝魚塘，積極實施土地流轉，承包給大戶種養殖，發包和租金收入成為村集體持續發展的引擎。

“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副則副。”村當家人們在談到產業選擇時大都“言辭保守”，他們一致認為，選擇在當地有基礎、有人氣、符合市場發展趨勢的產業，成功率更高。選擇如有成功秘訣，那就是：因地製宜，不簡單照搬別地經驗。

二重門：集體富了後該往何處走？

“村裏有了錢，還要管好錢。有了錢就要抓民生、辦實事，隻有辦民生實事，老百姓才會更支持村裏的工作。”這些年，隨著老金灣村拆遷，寶應經濟開發區金灣村依靠拆遷補償金投資物業獲得租金等，集體資產不斷壯大。麵對富起來的金灣村，村支書李洪章卻感覺再一次來到了十字路口。

富起來後，村集體應以何種方式繼續出發？和李洪章一樣，很多村富起來後也有相同的思考。“也曾有少數富裕村選擇了其它的道路，比如將發展重點放在了與民生不相關的形象工程上，有的則投入了高風險行業，而結局多是集體經濟倒退，幹群關係疏遠。”揚州大學農村問題研究者王小龍副教授認為，村級發展應以富民為宗旨，為村民辦實事、謀福利，才能讓村級發展走得穩、走得好。

“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就是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村級集體經濟發展了，我們首先應該想到的是如何更好地為村民服務、如何更好地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采訪中，“明星村”當家人幾乎表達了同樣的發展“初心”，而他們再出發的步伐，也頗為一致。

2005年起，太豐村規劃推進“太豐康居花苑”，推進集中居住區建設。如今走在建成的居民區內，小樓整齊寬敞，道路平坦通暢，村裏還建設了衛生室和文化休閑公園，為村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金灣村已經連續8年由村集體承擔了所有農民集中居住區住戶的物業費用，基本實現“各家各戶無上繳，公共事業無攤派，各項管理無收費”。村裏投資100多萬元與縣教育部門合作，在村口辦起一所公辦幼兒園。村衛生服務站高標準打造，4名全科醫務人員為居民提供保健、轉診等服務。

“村裏有錢了，就應該為村民解決‘心病’。”樊川鎮聯豐村村支書孫俊說，聯豐村近年來累計投資800萬元，開展基礎建設和村容整治。村民需要停車場，村裏修建了800平方米的停車場；村民需要休閑廣場，村裏不僅建了，還配上了健步道；村民們說，路太窄、橋太老，那就修路搭橋；公廁、垃圾場、泵房、節水渠、道路綠化、河道清理……村民們的需求一個個實現了，聯豐村也相繼被評為區人居環境示範村、市美麗鄉村、省民主法治示範村。

三重門：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

“過去農村的經濟是散戶經濟，農民是散兵遊勇在市場中各自為戰。隻有提高農民生產經營的組織化程度，才能應對現在市場主體之間的常態化競爭，讓村級經濟走得更遠。”王小龍分析“明星村”的成長史後認為，每個“明星村”都留有村集體“強組織”的印記。

黨建是“明星村”用以提升農民組織程度的有力抓手。儀征市真州鎮茶蓬村主動接受城市和園區資源的雙重輻射，為村級發展凝聚了資源。此時，村黨總支探索城鄉統籌黨建新模式，在農民集中居住區建設過程中同步建立黨支部，黨組織在全程服務村民搬遷入住、培訓就業、物業管理等中，密切了村集體和村民之間的關係，強化了村集體的決策主體地位，從而將多方資源和力量在村一級攏指成拳，使得村級經濟穩步增長，農民純收入逐年提高。

“合作社承包的田，大部分都是沒人種的‘撂荒田’。而‘撂荒田’的主人大多是些年老體弱，不能耕種的低收入農戶。合作社租田，每畝年租金750元。”聯豐村村支書孫俊說，該村農業資源多但分散，他們通過推進各類農業合作社的建設，依靠土地流轉，將全村的農業生產資源向有生產經營能力的合作社集中，再由合作社通過提供崗位、租金、分紅等惠及村民。由此，聯豐村的生產經營組織能力大大提高，在市場上很有競爭力。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農民的自主意識和內生動力一旦激發，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項組織”是沿湖村多年的治村法寶。“漁民祖輩來自蘇魯晉皖四省，在他們心裏，從來沒有‘村集體’三個字。”沿湖村村支書劉德寶的做法是賦予村民歸屬感和主人翁精神。2005年起，沿湖村推行三項民主機製。“村民代表會議”把村裏大小事項擺到台麵上，讓村民代表來議、來定。定下來的事情，幹得好不好，還有“村民代表監督”“全體黨員審議”兩項機製保障。“就像漁民撒網捕魚，一網下去，撈了幾條魚、幾隻蝦，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2016年起，在沿湖村的統一規劃下，該村全力打造起“漁家樂”，全村村民積極響應，建民宿、開飯館，對外統一輸出“沿湖村”品牌。經過這些年全村合力打拚，沿湖村已經成為網紅旅遊勝地。

記者張晨 汪瀅 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