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脫貧攻堅：中國走了一條什麼樣的與西方不同之路？

中新社北京4月7日電 題：脫貧攻堅：中國走了一條什麼樣的與西方不同之路？

作者 鄢一龍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日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用3萬餘字的篇幅全景式反映了中國減貧事業發展成就和世界貢獻。

截至2020年底，中國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創造了中國減貧史乃至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中國在減貧實踐中探索形成的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和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拓展了人類反貧困思路，為人類減貧探索了新路徑。

“公本位”文化傳統為全麵小康提供思想根基

中國傳統文化是“公本位”、集體本位，而不是“私本位”、個體本位。儒家傳統主張“修齊治平”一體，程顥認為修身之本在於“廓然而大公”。齊家之本在於修身，《大學》批評“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意在指明無公心則不能齊家。治國之本在於以國為家，《禮記》講“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亦是強調對百姓要“如葆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一言以蔽之，“修齊治平”之道在於克私奉公，視家如己、視國如家、視天下如國，與天下人同其憂樂。

“楚王失弓”的寓言更充分說明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公本位”的特征。楚王丟失弓箭，左右欲到處尋找，楚王卻說：“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對此，孔子認為，去其“楚”則可，應是“人失弓，人得之”；老子認為，去其“人”則可，可為“此失之，彼得之”；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大師認為，去其“得”則可，本無得失可執著。

某種程度上，正是“公本位”的文化傳統使中國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決定了中國始終追求整體性福祉，強調社會公平，扶助貧困群體，“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黎民不饑不寒”成為“王道”政治理想。經過兩千多年傳承，“公本位”的文化傳統成為當代中國追求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思想根基。

幾十年間走完發達國家一二百年的路

傳統社會絕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隻有少數精英群體才能擺脫貧困。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空前的經濟增長使民生水平快速提高，擺脫貧困的夢想才有了實現的可能。

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也曾經一窮二白。新中國成立之初，絕大多數人都屬於貧困人口，彼時的中國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數最多的國家，約占世界貧困人口的40%。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通過建立社會主義保障製度，在財政收入較低情況下為農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為改革開放後的大規模減貧奠定下基礎。中國在農村和城市分別建起集體化和單位體製，為民眾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有效防止了赤貧無地農民階層的產生，並通過統購統銷製度，保證了最低限度糧食供應。同時，中國政府還構建了一個廣泛可及的基本社會保障體係，令絕大多數人可享受基本醫療衛生和計劃生育服務，集中力量消滅或基本消滅了急性傳染病，總體上掃除文盲，普及了初級教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減貧奇跡，減貧規模和速度都前所未有。按照世界銀行1.9美元國際貧困線計算，1981年中國貧困發生率為88%，總人口為8.75億人。截至2020年底，中國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中國僅用幾十年時間就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這一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國實現了從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下到整體脫貧的巨大轉變，提前10年完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而曆史上其他發達國家完成這個過程都要耗費一、二百年的時間。

創造以賦能為中心的中國減貧道路

中國減貧的一大可貴之處，在於創出了一種減貧的中國模式、闖出了一條減貧的中國道路，即：超越了傳統的以賦權為中心的模式，以賦能為中心，通過運用綜合機製，動員各方力量，提升貧困人口、貧困地區參與發展的機會、能力與資源。

這種減貧模式包含至少六種賦能機製。

一是發展機會賦能，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貧困地區推行產業扶貧，使貧困人口具有更多提高收入的機會。

二是組織賦能，貧困人口的脆弱性很大程度在於其“原子化”，中國通過有組織的鄉村扶貧、鄉村振興，打破過去貧困地區與貧困人口相對孤立的“原子化”狀態，極大提升了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自身發展能力。

三是共同體賦能，通過構建鄉村合作社等機製，吸引外部資源參與鄉村建設，使鄉村形成發展共同體，增強協同發展能力。

四是人力資本賦能，通過就業扶貧、健康扶貧、教育扶貧等提升貧困人口家庭的人力資本，提升其參與市場競爭的“可行能力”自由，實現“授人以漁”。

五是物質資本賦能，通過基建，為貧困人口提供生產資料、提高小額貸款等，使貧困人口得以擺脫儲蓄不足的“貧困陷阱”。

六是社會保障賦能，通過農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政策舉措的普及，降低貧困人口的脆弱性。

賦能式扶貧避免了賦權式扶貧往往使被幫扶者有權利卻沒有能力擺脫貧困，導致權利最終淪為空談的問題。通過對貧困問題的綜合施策、精準施策，統籌消除阻礙脫貧的經濟發展水平低、再分配力度不足、機會匱乏、能力不足、脆弱性強、社會排斥多等因素，提升貧困人口與貧困地區的內生發展能力，從而實現可持續脫貧。

為世界戰勝“貧困惡魔”提供八大經驗

經過數十年探索，中國創造出若幹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經驗，為還在減貧路上艱難跋涉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

第一，包容性發展是最大的貧困消除器。中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僅吸納全民共同參與，還讓全民共同分享發展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在這種包容性發展的帶動下，中國數億貧困人口通過參與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國際化的進程，提高了收入、擺脫了貧困。

第二，減貧戰略與時俱進。中國式減貧注重長遠規劃和問題導向，亦根據實際發展水平與發展條件不斷作出適應性調整。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進一步提出精準扶貧戰略，從頂層設計的高度進行通盤部署，為扶貧事業作出了政策性保障。

第三，注重提高貧困人口內生能力。中國的扶貧政策主要是一種發展支持政策，長期強調既要“輸血”，更要提高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自身的“造血”能力，從而實現可持續脫貧、內生脫貧。

第四，注重消除多維度貧困。貧困的挑戰是多維度的，隻有同時因應收入貧困、人類貧困、知識貧困、生態貧困等多維度、多方麵的挑戰，才能最終根除貧困。

第五，政府主導減貧。中央政府設立專門機構來領導減貧工作，進行戰略指導和政策扶持；地方政府將反貧困納入地方發展規劃之中，直接為貧困人口提供各種幫扶措施和基本公共服務。

第六，減貧組織體係深入基層。中國的減貧組織體係深入到鄉村基層，扶貧幹部就像種子一樣撒播在廣闊的鄉村大地上，同貧困人口一起工作和生活，從而能夠因地因時解決貧困人口的實際困難，將扶貧政策轉化為現實行動。

第七，注重貧困治理共同體建設。中國減貧模式注重發揮各方力量共同參與貧困治理，包括對口支援機製、社會參與機製、國際援助等。

第八，注重扶貧模式創新。中國各類主體在參與扶貧事業過程中創新了各種模式，例如，通過幫助農民掌握手機短視頻拍攝、直播帶貨等信息時代“新農具”，使一些鄉村擺脫貧困，大量農村貧困人口實現了內生式脫貧。

中國的減貧成就，對本國而言意味著人民福祉的重大改善，標誌著國家發展的裏程碑。更重要的是，中國向全世界證明了“貧困惡魔”並非不可戰勝，這無疑會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鼓舞與激勵。(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院長)